金融海啸下的中国中西部

不放弃

　金融危机下返乡的年轻人让这个冬日的村庄变得焦躁。想走，却不知道去哪里。留，也不想学耕田犁地。要不就要和留在村里的中老年人抢工作。这些年轻人不会耕田犁地，没法也不屑于接过父母肩上的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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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下的中国中这一次，我们收起行囊，不是奔向异地，而是回家。这一次，我们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打量着金融海啸下中国中西部那些平静的小村庄，小乡镇，小城市。
在那些经济融入了全球化链条的地方，这个冬天有点冷。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金融海啸的冲击波似乎并未到来。
我们深信，在这些闪光灯照耀不到的地方上演的，是或多或少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的另一种真实，另一种历史。没有这些，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图景，或者说现代化进程关键节点中的中国图景，注定残缺。
江西高安市建山镇塘下村
金融危机下返乡的年轻人让这个冬日的村庄变得焦躁。想走，却不知道去哪里。留，又不会也不想学耕田犁地，要不就要和留在村里的中老年人抢工作。但不管怎样，多年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重塑了乡村整整一代人，他们将给古老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
80后：“我一定会出去”
这个春节，那些返乡的80后中，有很多人变得焦躁不安。
这群揣着山寨版苹果手机，头顶莫西干和朋克“杂交”风格的发型，会用粤语进行交流的年轻人，在离牛年还有很长日子时便从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里提前返乡，一下子回到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劳动力输出大省江西的劳动力输出大县高安市建山镇的各个村庄。
面对每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贫苦依旧的村子，他们迷茫，忧愁，渴望工作，却又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谢金辉，27岁，塘下村人。迫于生活压力，从16岁开始，他就南下广州讨生活。远离家乡是孤单的，但在广东中山服装厂和洗水厂每年一万元左右的纯收入，却比在家种地要多不少。
不过，这个差距在逐年缩小。他离家外出打工的那一年，是谷价最低的一年，一百斤才36元，现在晚稻价格已经超过了100元。“如果我不去打工，生活会更糟糕。”谢金辉说。
这个1982年出生的小伙子赶在今年春节前结婚了。结婚几乎掏空了他这几年的积累。春节一过，又到了寻钱的时候了，也又到了去南方的时候了。
虽然，去哪里是个大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塘下村的年轻男人们是要出门找活的。
“我一定会出去，但我不知道何时出去，不知去向何方。”谢说。听到这话，他可爱的新婚妻子的眼中饱含着泪水。
当正月初七记者截稿的时候，这个村子还是充满了告别的氛围。与往年夫妻双双把厂回不同，今年形势不好，很多工厂要女不要男或者要男不要女，对一些刚刚结婚的少男和少女们来说，他们必须开始学会独立面对一切和品尝思念。
而村里一些孤寡老妇，在破败祠堂前的池塘洗衣服时，面对洗衣服时抱怨男人们常年不归而坐立不安的妇女们，总会像传教士一样以自己寡居多年的经历“布道”。
她们的话翻成城里的语就是：“坚守你们的信念，即使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
留下来，抢父辈们的饭碗？
村里马上就要修水泥马路了，农田也要搞规划，以方便机械化耕种。谢金辉说，也许，更多的失业返乡者会选择留下来。
不过糟糕的是，这些年轻人不会耕田犁地，没法也不屑于接过父母肩上的扁担。
如果不走，他们就不得不和留守在村里的父辈们抢饭碗，比如去砖厂这样的乡镇企业干活。
47岁的寡妇付红花就在村附近的砖厂做工。和她一起在砖厂打工的男人们几乎都是村里五六十岁的人。这份活虽累，付因此还患上了腰肌劳损，但收入还行，因此她十分珍惜。不过现在付红花却有些担心，这份苦力活有可能被那些返乡的失业打工者抢去，甚至是外来的年轻人。
年前，一些四川、贵州来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了当地砖厂。
砖厂老板也很犹豫。一方面，外地人容易管理，不像使用本地人难以管教，而且外地人住在砖厂，方便下雨天能够起来盖砖，这对住家的本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是雷打不动的习俗，男人们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半夜出门依然是个规矩。
但另一方面，作为本地老板不使用本地工人将会被人们戳脊梁骨，在这片地区立足肯定会受到排挤。南方周末

怡情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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