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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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1） 日期：2007-12-19 作者：刘文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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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         1975年夏，杨尚昆结束了长达9年的隔离监禁，被江青和康生把持的中央专案组从北京遣送到山西临汾软禁，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的夫人李伯钊被迫中断了在北京的治疗，一同去了临汾。他们受到周总理的关照，允许把一个子女带在身边，杨尚昆夫妇选择了下放在河北农村教学的二儿子杨绍明。临汾这个地方，对于杨尚昆夫妇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多年的地方。夫妻团圆，儿子回到身边，相对于夫妻离散、挨斗受整无疑是平添了几分和暖，但是毕竟还面临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过着五味俱全的特殊生活。受尽苦难的杨尚昆和李伯钊，特别是偏瘫的李伯钊需要特殊护理，而回到身边的二儿子杨绍明还不得不一边在工厂里工作，一边照顾二老，远在异地的哥哥、嫂嫂、妹妹来不到近前，于是，刘文——杨绍明的学生，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走进了这个家庭。《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由刘文撰写，讲述的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家和普通农民家庭之间发生的为世人鲜知的故事。该书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1.杨尚昆同志一行到达了四合永车站         1997年7月18日，由北京至河北省围场县四合永的沙通铁路沿线，进入了一级保卫状态。这条从未引起人注意、车流量很小的铁路那天显得十分神秘、庄严。连值勤站岗的战士、警察都弄不清楚要过什么重要车辆，只有地方县委书记、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才知道：已经从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杨尚昆同志要经过这条路，来河北省北部的塞罕坝草原视察。         专列驶出了北京，刚刚过完90寿辰的杨尚昆同志精神非常的好，在随行人员和家人的陪同下，谈笑风生。他告诉大家：这片土地我熟悉得很，山山岭岭，沟沟壑壑。         女儿杨李逗老爸：“是当年从地图上熟悉的吧？”老人家哈哈大笑：“也不尽然。”         杨尚昆哪能不熟悉这有着半个多世纪情结的华北山区呢？1937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就在这里领导、指挥着华北的抗日战争，1938年后，刘少奇调到华中，杨尚昆同志接任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他培训出的大批抗日领导骨干深入各个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人民战争的大火映红了华北天空。这位刚从长征路上走过来，才满30岁的红军将领率领华北军民与日军在这片土地上对垒搏杀8年之久，这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老人家怎能不熟悉？         专列进入了隆化县境内，杨尚昆同志叫工作人员把窗纱拉开，对儿子杨绍明说：“到你的根据地了，刘文的家在哪里？刘文在哪里等我们？”杨绍明告诉父亲：“刘文的家在县城北边60华里处，刘文可能在四合永车站接我们，也可能在坝上草原等我们。”专列经过张三营镇，杨绍明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他告诉爸爸：“当年我下乡的第一站，就是这个河东村，我学生张凤林的父亲张洪阁就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这里的老百姓养育、保护了我。”杨绍明的眼里蒙上一层泪光。专列经过张三营中学。杨李问杨绍明：“小二哥哥，这里是中学吗？”杨绍明点点头。杨李告诉爸爸：“1972年春节，因为林彪事件的缘故，北京戒严，小二哥哥回不了北京，我在山西雁北插队，请了假来这里和小二哥哥过的年，那时候学校不是这个样子。”         杨尚昆同志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静静地听着儿女们的介绍。他问：“这次能见到他们吧？”杨绍明告诉爸爸：“已经安排了，在承德见面。”杨尚昆同志高兴地点头说：“好！”         专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驰，杨尚昆同志一行到达了四合永车站。专列停稳，90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不用搀扶，健步走下车厢，笑呵呵地向前来迎接的河北省委、承德市委、围场县委领导和当地群众招手致意。第一个闯入杨绍明视线的，是当年他非常得意的学生、现任围场县县长的崔振泉同志。他把崔振泉拉到父亲跟前，介绍说：“这是我当年教的学生，现在是这里的县长，父母官，崔振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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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头充满了欣慰
   
    没等崔振泉伸出手上前相握，杨尚昆同志先拱起双手作揖：“县太爷嘛，叨扰叨扰！”迎接的人群鼓掌大笑。杨尚昆同志问崔振泉：“县令大人，这个地方为啥子叫四合永？有啥子典故说道没有？”这一问苦坏了崔振泉县长。为了迎接杨尚昆同志，他和县委书记宋振华等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专门查阅了围场县志，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大都通今博古，文采飞扬，尤其是杨主席，是大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如果问起围场的历史，自己一无所知，肯定是不行的。他们下了很大功夫，把围场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又重温一遍，要命的是，恰恰忽视了距县城40华里的四合永镇！好在崔振泉聪明机智，眨眨眼睛郑重答道：“据县志记载，当年这里有四家商号，经营同一种商品，互相竞争，结果是四败俱伤。后来由一家出面，把其他三家联合起来统一搞，结果大家都发了财，为了纪念这次合作，也可能是希望永远合作，四家商号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四合永。后来四合永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崔振泉答完，额头沁出了汗水，生怕自己这段想当然的杜撰被老人家点破。杨尚昆听罢，微微一笑：“永远合作，好。”后来崔振泉一打听，四合永果然有类似的传说，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天亦有情。杨尚昆同志的专列到达四合永时，天正阴着，围场县的领导同志非常担心，惟恐老人家到了坝上天再下雨，天气预报也说当天阴有小雨，他们只好准备了若干雨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陪着杨尚昆同志的车队向50公里外的坝上进发。一个小时后，车队上了坝，奇迹也就在这时发生了，坝上草原好似另外一个国度，万里无云，晴空万里，就像根本没阴过天似的，陪同人员仿佛在那一刻才真正体验到了“豁然开朗、心花怒放、谢天谢地”这几个成语的真正含义。
   
    灿烂的阳光，高远的天空，遍地的黄花，碧绿的草浪，迎接着这位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慈祥老人。
   
    杨尚昆同志听取了当地领导干部关于坝上草原开发建设的汇报，心头充满了欣慰，他对陪同的干部们讲：“把眼光放远些，把规划搞得具体些，把这里的大好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为农牧民造福，为子孙造福。”
   
    按中央的安排，杨尚昆同志乘专列返回了承德，下榻在绮望楼宾馆。次日，他派儿子杨绍明、外孙女王靓妹（杨李的女儿）回隆化看望父老乡亲。在首都长大、刚满16岁的王靓妹哪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山，眼里充满了新奇。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跟质朴的农民接触。在中央首长们怀抱里长大的王靓妹此时显得有些拘谨，她看着舅舅绍明握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激动地摇晃，听着人群内外那“杨老师你回来啦”的深情呼喊，感到茫然，她在努力猜想舅舅当年在这里生活工作的情形。
   
    杨绍明、王靓妹代表杨尚昆同志向隆化党政干部、父老乡亲发出邀请：7月21日杨尚昆要在承德绮望楼见见隆化父老乡亲们。
   
    7月20日这一天，乡亲们都嫌钟表走得太慢。在热切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21日。上午10时，县五大班子领导、农民代表、张三营中学的部分师生代表一行30余人来到承德。下午3时，大家来到绮望楼宾馆。
   
    杨尚昆同志中午没有休息，他睡不着，跟秘书借了块表，不时地看。他和隆化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盼望着早点见面。不到3时，老人家走出主楼，来到草坪前等待。
   
    大门打开了，乡亲们脚步轻轻，鱼贯而入，大家都有些紧张，尤其是农民代表和师生代表，他们以前连市长、省长都没见过，这次要见的是当年的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恍如在梦中。当大家睁大眼睛，定神向前看去，只见杨尚昆同志满面笑容，笑呵呵地迎上前来，拱手向大家致意：“终于见到大家喽！”
   
    一句浓重的四川话像春风一样，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紧张，大家情不自禁地向老人家围拢过来。当市委领导把隆化县的领导干部介绍完毕，请隆化的干部介绍农民代表和师生代表时，杨尚昆同志拦住了，说：“让我先来猜一猜、认一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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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3）
日期：2007-12-21 作者：刘文 来源：新民晚报


                       
　
　
    刘文
   
3.讲得大家心头很暖
   
    杨尚昆同志走到一位满头银发、身材清瘦的老者面前，握住了他的双手：“你是张洪阁，全国劳动模范、水稻专家、绍明的学生张凤林的父亲。我20年前就从绍明、刘文嘴里认识了你，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你的事迹，你把北方的水稻产量翻了两番，解决了农民吃不饱、吃不好的难题，不简单哪！”
   
    张洪阁老人激动不已，连声说：“谢谢杨主席，难得您这么了解我，这么了解我们庄稼人！”“谢啥子嘛，要说感谢，是我应该先感谢你和你们全家人，当年绍明在这里，是你们和这里的乡亲保护、照顾了他，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的。”老人家充满人情味的一席话令全场人热泪盈眶。松开张洪阁的手，杨尚昆同志走到一位身材魁梧、粗黑高大的中年男子跟前，端详一阵：“错不了，黑大个，绍明的学生白宝仓。听说你现在搞计划生育，又当上了副镇长，对不对？”像山一样高大的汉子眼里流出泪来了，说：“杨主席，我是白宝仓，是杨老师供我念完了高中，是您和杨老师帮我们家翻修了房子，是您派杨老师在北京给我们举办的婚礼，是……”杨尚昆同志听了哈哈大笑：“别说别说，我只知道你是杨老司（师）的好学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好干部！”
   
    一位年近40岁、体形富态的中年女子走到杨尚昆同志面前，她没叫杨主席，而是说：“杨伯伯，您猜我是谁？”老人家打量她一阵，笑着说：“我要是没点错鸳鸯谱，你是刘文的老婆。噢，你们这里叫媳妇，对吧？”中年女子连忙回答：“没错没错，杨伯伯，您真厉害。我叫陈凤茹，也是杨老师的学生。”老人家握着陈凤茹的手，慈祥地笑着：“知道知道，当年你是团支部书记，刘文是班长，你是一把手嘛！杨老司（师）啊，你这个班主任是怎么搞的嘛！”杨尚昆同志风趣诙谐的话语，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这时，老人家向着人群外边脖子上挂着三台照相机、忙得汗流浃背的中年男子喊道：“刘文呀，过来过来，你小子跑到哪里去啦？四合永车站见不到你，坝上见不到你，搞的啥子名堂嘛！”刘文急忙挤进人群，用手擦擦头上的汗，又在衣服上蹭蹭手，傻气十足地上前握住杨尚昆同志的双手：“伯伯，相当相当sorry（对不起），您专列从北京出发时，我正在北京房山公出，要是知道您老人家来承德，我一定也要享受专列的。”老人家哈哈一笑：“噢，原来是这个样子。哎，娃娃带来没有？前年你带她去北京看我，我正开会，没见到。这次我来看看她，现在读几年级啦？”刘文很是遗憾：“初中三年级了，这次班级考试请不下来假，以后我领她去北京看您吧。”老人家宽厚地一笑：“没关系，没关系，学习要紧嘛，以后机会多得很。”
   
    在市委领导的陪同下，杨尚昆同志和隆化的干部群众进入了主楼会见大厅。接见大厅有200多平方米，按照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工作人员把这里布置得像联合国的圆桌会议。杨尚昆同志和大家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早就想到隆化看望乡亲们，以前实在太忙，中央抓我的壮丁，抽不出时间，现在退下来了，能有时间了却多年的心愿。这次在隆化站虽然没停，可我在车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隆化，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隆化的乡亲们，我很高兴。我对隆化不陌生，可以说是比较熟悉的，战争年代就不必说了，近些年的情形我都知道，是刘文把隆化的发展变化经常讲给我听。这个刘文嘛，是我的老朋友喽，我从1975年见到他，到现在20多年了嘛。我们在山西、在广东、在北京的几个住地他都去过、住过，这些年，他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你们各位，所以说，我们也都是老朋友喽！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工作有时间谈，只谈家常，讲讲你们家庭，讲讲娃娃，讲讲你们自己，好不好？”慈善、诚恳、平和的一席话，讲得大家心头很暖。大家忘记了他曾是军委重要领导人、13亿人口大国的国家主席，只觉得他是一位慈祥可亲、什么心事都可以倾吐的父辈。此时，不像庄重严肃的会见，而像大年三十全家人的团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诉说自己，抢着诉说家庭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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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班主任是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杨尚昆同志静静地听着，不时地插问几句。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末了，杨尚昆同志讲：“本应今晚到桌上向大家敬酒，可惜上年纪了，喝不得酒，医生也不同意我动酒，只好叫我的儿子绍明、女儿杨李、外孙女王靓妹，到席上替我陪敬各位。刘文啊，按北方的话说，你是‘一手托两家’，也要替我向大家敬酒呦！”在前厅，杨尚昆同志分别和隆化的干部群众合影留念，每照完一张，隆化人都要握住这位慈祥老人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久久……
   
    晚上7点，绮望楼对面的山庄宾馆宴会厅，杨绍明、杨李、王靓妹代表杨尚昆同志，也代表他们自己，频频向各桌上的隆化乡亲敬酒，喝的酒、抽的烟，都是杨尚昆同志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每桌还都有一道杨尚昆同志故乡重庆潼南送给老人家的正宗川菜。
   
    刘文既要以隆化乡亲们的身份敬杨绍明一家，又要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敬家乡父老。酒量虽然不济，但这种场合不能不喝。桌上的人怕他喝得太多，劝他歇歇，可是他不肯，其中的理由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20多年了，8000多个日夜，一个极为普通的山村农家子弟与杨尚昆一家一路走了过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内心的激动和感慨，超过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县委书记王杰志和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韩彪把刘文叫到身边，说：“刘文呀，你把这些年来杨主席一家人和基层民众交往的故事写出来，这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怎么样？”刘文十分激动地答：“好，我写。”我，就是那个刘文。
   
    1975年5月30日，穿着掌子鞋的我，走进了仍然在政治风雨中飘摇的杨家。我在塞北山区隆化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长大。1973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家乡所在地的张三营中学，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班主任竟是在“文革”中首先受到迫害的杨尚昆同志的儿子杨绍明老师。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绍明在北京大学即将毕业，在北大师生大会上被江青、康生公开点了名：“我们要共同对敌，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彭罗陆杨，杨就是你们历史系同学杨绍明的父亲杨尚昆。”杨绍明立刻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围住，蒙上眼睛进行殴打。会后，杨绍明被关进地下室看管起来，遭到逼供信。但杨绍明始终坚持说：“我在毛主席身边长大，和毛主席感情最深，我决不会反党、反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在一次批斗审讯会上，杨绍明的头顶被人用梭镖戳破，他昏了过去。有几个好心的同学把他送回地下室，晚上又冒险领来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杨绍明的妹妹杨李想尽办法见到了被关在地下室的哥哥，并设法把哥哥的境遇转告给了周总理。经周总理关照，杨绍明被送到北京南口北京大学学农基地的一间小屋养伤，伤好后被送到驻河北沙城的4627部队大学生连劳动锻炼。这个部队一半儿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子女，一半儿是造反组织里的红五类，不穿军装，不发武器，主要是种水稻。连队生活虽然苦累，安全基本有了保障。两年以后，大学生连解散了，老干部子女们都陆续安排了工作，可是杨绍明的安排却成了问题，只好把他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送到河北省隆化县张三营公社河东大队继续劳动锻炼。
   
    劳动锻炼的所在地张三营中学，师资力量紧缺，由于杨绍明这个“可教育子女”表现优秀，劳动锻炼半年之后便被安排到中学任教，于是，杨绍明就成了我们相依30多年、如兄如父的杨老师！
   
    杨老师被我考高中时写的一篇作文打动了。入学后，他把我要到他的高一（1）班，并任命我当了班长。高中二年级上学期，我突然得了急性脑膜炎，昏死在杨老师的宿舍里，杨老师把我背到三里地以外的部队医院，抢救过来。白天，他给班里同学讲完课，就抱着作业、教案到我的病房办公，悉心照料我，晚上，整宿整宿地看护我。半个多月，杨老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睡觉从没脱过衣服，熬累得掉了十多斤肉。就这样，杨老师把我从死神那里活生生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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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送杨老师回北京
   
    我们家里穷，拿不出住院治疗的100多元医疗费，杨老师每月50来元的工资，平常都用在我和另外一些穷苦学生身上，身上也是没钱，他给北京正在东风电视机厂当徒工的妹妹杨李发去加急电报，杨李在北京的亲戚那里借200元寄了过来，为我办了治疗手续。
   
    在抢救我的半个多月中，杨老师积劳成疾，给他十分健壮的身体埋下了巨大隐患。在我毕业后的第三个月，杨老师病倒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七野战医院。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杨老师正昏睡着，医生说患的是胸膜炎，后腰还长了一个痈，本该早就住院治疗，谁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杨老师醒了，见了我非常高兴：“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些天就会好的。你来了正好，在学校时没教你摄影，这段儿给你办个培训班，吃点儿偏饭。”
   
    杨老师的乐观开朗也感染了我。我们就把病房当课堂，一边治病，一边教学摄影。开始时医生护士都极力反对，骂我不懂事儿，怎么能让一个病人教这教那呢。我告诉医生：“你们不了解我的老师，你让他老老实实地呆着，一定会病上加病，他给我讲课，见我能学点新知识，一高兴病也会好得快的。”
   
    医生对我的强词夺理，哭笑不得，只好随我们去了。也怪，杨老师给我讲景深、透视、光线、色彩、构图，给我拆卸构造非常复杂的相机，一天休息不了多长时间，病情不但没加重，反而减轻了不少，烧陆续退了，饭量也增长了，精神也越来越好。护士们忙完工作，也都跑到我们的病房，看着杨老师教我学摄影。摄影照相，在那个年头儿绝对是一门神秘学问，年轻人好奇，见着如此新鲜事儿，哪能不趋之若鹜呢！
   
    杨老师的病房被我们搞得越来越不像样了，他那些毕了业的学生和家长听到他住院的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的走了几十里山路，抱着公鸡，挎着鸡蛋，近道的擀好了面条，煮好了饺子，一股脑地送到医院。好在杨老师和医生护士处得很好，他们把同屋的病号给挪了屋，腾出一大间给他接待络绎不绝的学生、乡亲。同科室的病友们纳闷儿：“108号那个姓杨的，说话像北京的口音，这块儿的亲戚怎么那么多呢！”
   
    一个月过去了，由于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杨老师的豁达开朗，胸膜炎和痈两大病魔败下阵来，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按医院安排，他出院后还需吃药休息一段时间。一般的干部职工治病休假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杨老师不同，他是个被多方控制的特殊人物。休养报告递上去了，还好，那阵儿正赶上专案组忙别的事儿了，无暇顾及对他们已构不成威胁的杨老师一家人，报告一个多星期就批了下来。
   
    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代表我的同学们和乡亲们送杨老师回北京。从没出过远门、走出大山的我，冷不丁要进全国最大的城市，并且还要见当过中央大官的杨老师的父母，心里实在发毛。要知道，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公社书记，而且还是开群众大会在台下远远地看到的。临走时妈妈一再嘱咐我：“到那儿机灵点儿，长点眼色,杨老师的爹妈是大官儿，千万别气着人家。没看咱生产队的队长都那么大的架子，人家的架子指不定大成啥样儿呢！唉……”我诺诺连声，硬着头皮、心惊胆战地登上了进京的火车。
   
    火车，是我第一次见到，更是第一次坐的玩意，尽管很稳，可我还是有些晕。杨老师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脸色有些发黄，也有晕车的感觉。他找到列车员，拿出出院单，要求办两张卧铺。列车员问：“你是什么级别？”杨老师说：“我是教师，不知是什么级别。”“不行，县团级以上才能办卧铺。”杨老师苦笑一下，只好又默默返回硬座。
   
    经过8个多小时的颠簸，1975年5月30日下午4时，火车进了北京站。我和杨老师提着四个大纸箱子摇摇晃晃下了车，纸箱子里装的是乡亲们送给杨老师补养的鸡蛋、小米、绿豆，很沉。
   
    出了站，远远地就听见：“回来喽，回来喽！”杨老师告诉我：“是哥哥、妹妹来接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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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房间门口快步走出一位老人
   
    杨老师的哥哥杨绍京、妹妹杨李快步向我们跑过来，在杨老师的引见下，我对绍京憨憨地叫了声“大哥”，绍京大哥立即用带有川味的北京话说：“你是刘文吧？欢迎你!”我转过身，恭恭敬敬对杨李叫了声：“姐姐！”杨李姐姐高兴极了，欢悦地对两位哥哥嚷：“我有弟弟啦！我当姐姐啦！走，回家！”没有丝毫的虚假，满腔真诚，和杨老师一样的率真，我藏在心底的恐惧打消了大半，一股热流从胸中升起，晕车的感觉也消失了许多。没有轿车，那时也没有出租车，我们兄妹四人每人拎一个大纸箱子，挤进了无轨电车，向家奔去。
   
    “家”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进了招待所，杨李姐姐把我们领进一幢灰色的大楼。刚上二楼，杨李姐姐冲着走廊喊：“爸爸、妈妈，小二哥哥和刘文回来啦！”
   
    房间门口快步走出一位老人，我情不自禁地睁大眼睛：老人家穿着一件普通的短袖白布衬衫，慈祥的脸庞有些消瘦，正笑呵呵地向我们走来。我知道是谁了，没等杨老师介绍，马上跑上前去，双手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杨伯伯，您好！我们全家人、我的同学们和我们那里的乡亲们问您好啊！”
   
    杨伯伯很激动，仔细打量了我这个山村小子一番，高兴地说：“欢迎你刘文！跟小二（杨老师的小名）讲的一样，很朴实嘛，好！好！我们全家人要感谢你们全家人对小二的照顾呦！”浓浓的四川话，我听不太懂，杨老师过来做翻译。
   
    “刘娃，刘娃啊！”屋里传出了喊声。杨老师一把拽住我：“走，快去见妈妈！”
   
    进了屋，我被眼前的场景怔住：伯母李伯钊坐在沙发上，双手按着扶手，正拼力往起站，不听话的双腿无力可使，急得老人家满头大汗。我赶忙蹲过去，捧住伯母的双手，声音发颤地喊：“伯母，不要起，不要起，坐好，坐好！”
   
    我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想：这就是那位“万水千山只等闲”、过了三次草地的红军女战士吗？这就是那位横枪立马、在硝烟炮火中闯过来的人民英雄吗？敌人的枪弹没能伤她一根毫毛，可是，如今一伙造反派却把她摧残成这样……
   
    热泪滴落在伯母那已经麻木的膝盖上，伯母用手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掉啥子眼泪嘛！现在不是挺好吗？我早就从小二那里知道你和你们全家人啦！你们毕业时由你主笔写的那部《河东队史》我读了，写得蛮不错，很有才气。这次有时间我跟你谈谈文学，我就是搞戏剧文学的。你妈妈好吗？今年又生病没有？这次要给她带些药回去。我和她虽然没见过面，可我觉得我们像亲姐妹似的，她替我照顾了小二，我要感谢她。”
   
    杨伯伯和杨老师谈话去了，杨李姐姐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为伯母和我当翻译。我告诉伯母：“去年您生病住院时，我和班里的同学都想来看您，可惜来不了。这次临来时很多同学都嘱咐我，叫我替他们大家喊您一声妈妈。妈妈，我们农村人不懂上边的事儿，可我们分得清好坏人。杨老师待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如果他的爹妈是坏人，肯定教育不出杨老师这样善良的好人。您和伯伯都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好人哪！”
   
    伯母听了我的话，深有感触，动情地说：“刘娃呀，好孩子！听了你的话我很高兴，难得人民群众能这样看我们。去年小二回来照顾我，在病房里给我讲了很多农村的人和事，讲了你们全家人和乡亲们怎样照顾他，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人民的怀抱里长大的嘛！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晚饭没去餐厅吃，为了迎接杨老师和我的归来，餐厅设在了房间。绍京哥哥和杨老师搬来两张办公桌拼成了一个正方形的餐桌。杨李姐姐跑到招待所餐厅，端上来几个菜，刚刚摆上，杨老师的姑妈杨尚志（大家都称她“八老子”）从家里赶来，送来几道她亲手做的川菜，伯母的娘家侄女李宜也在家做了几道菜送来了，坛坛罐罐、盘盘碟碟摆了满满一桌，别开生面的家庭宴会开始了。
   
    杨伯伯主持了家宴。时隔30多年，伯伯席间讲的一些话我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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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桌人静静地听着伯伯讲
   
    为了让我这个山里娃听得懂，杨伯伯讲得很慢：“今天，我们全家人共同欢迎刘文，这位来自老百姓的好青年。首先，我们感谢你、你们全家，还有隆化张三营的众乡亲，是你们保护、照顾了小二，使他在人民群众中有了自己的家，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安全的家。小二啊，你在延安出生，是个地道的陕北娃，是延安的老乡用小米把你喂养大的。今天，张三营的小米、棒子面又养育了你，终身莫忘呦！小二还记得么？1958年咱们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毛主席对你说：你要下去向工农群众学习，同他们交朋友，这些年你做到了，做得很好，我和妈妈非常满意，要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根就在人民大众之中啊！”
   
    全桌人静静地听着伯伯讲，杨李姐姐插话道：“爸爸爸爸，给您提个意见，您别老是‘小二小二’地叫，人家的学生还在跟前呐！是吧，小二哥哥？”杨伯伯听罢哈哈大笑，全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伯伯道：“妞妞（杨李姐姐的小名）批评得对，咱们以后都叫他杨老司（师）好不好？来，杨老司，咱们全家人举杯，欢迎这位北方农民的代表！”
   
    杨伯伯、伯母、八老子三位老人家饮了一杯葡萄酒，我们五个年纪轻的干了一杯茅台。“来，刘文，尝一块我的家乡菜，辣子鸡。”杨伯伯把八老子送来的重庆辣子鸡给我夹了一块儿，我赶忙谢过，以平常吃肉的态度把鸡放进嘴里，哈，好厉害！普普通通的一小块鸡肉像火炭儿一样辣嘴，辣得我摇头晃脑。
   
    伯母见了哈哈一笑：“爸爸（在杨伯伯家里，“爸爸、妈妈”是固定称呼，两位老人家之间也互相这样叫）忘记了刘娃是北方人喽，把你当成能吃辣子的四川娃子了。快吃片水果。”吃片水果果然好多了，杨伯伯夹了两块红红的辣椒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对我说：“好吃得很，刘文要不要再来一块？”
   
    我见杨伯伯、八老子、绍京大哥都吃得有声有色，忍不住自己夹了一小块，吃进嘴里。这回有思想准备，虽感到很辣，但辣中却品出了特殊的清香。伯母见我吃出了门道，高兴地说：“刘娃快成川娃子喽！”杨李姐姐给伯母夹了片水果，故做严肃：“妈妈，您别老叫刘娃刘娃的，人家叫刘文，W-en文！”伯母不服气地喊：“就是刘娃么！爸爸说小二是陕北娃，刘娃就是河北娃喽！”杨老师听了鼓掌道：“妈妈讲得好，叫刘娃好听，对吧刘文？”我有些腼腆地说：“是好，只是，等我老了以后还叫刘娃，不显得太嫩了么？”
   
    全桌人听罢一阵大笑，杨伯伯在笑声中说：“你还是个小娃娃嘛，怎么能说老了以后咧，早着呢！”几杯茅台进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说：“我都18岁了，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红三军团的政委了！”杨伯伯听罢屈指算了算，说道：“不对不对，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啰！你学过中国历史吗？”我摇了摇头：“初中和高中都没开历史课，认识杨老师以后，知道了您，我在别处弄了几本书，其中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书中很多地方说到您，我才知道您是中央主力红军红三军团的政委。杨伯伯，您是我永远敬重的老革命家！”也许我的话勾起了老人家对往事的回忆，杨伯伯许久没有做声。
   
    杨老师接过话题：“刘文啊，以前我很少跟你讲爸爸妈妈的过去，难得你这样有心，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弄到这些书的？这些书现在都是‘毒草’啊！”“我念高二的时候。那会儿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您给全校师生讲辽沈战役，我当时就想：杨老师的爸爸那会儿在哪个战场上？我找了很多书，都没找到，后来我想，现在的书肯定不提杨老师爸爸妈妈的功绩，过去被没收的书里说不定有。我回家找了我小学老师白世兴，他存书挺多，他给我找的《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在被尘封的书里，我对杨伯伯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家去年盖房子的时候，我哥哥请您在檐朵上给题几个字，您在左侧题的是‘娄山关’，在右侧写的是‘丰泽园’。您对我哥哥讲：‘娄山关’三个字，是讲我们要记住好江山得来不易，‘丰泽园’三个字是要勤奋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依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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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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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y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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