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时报记者 赵航
“献身医学、敬畏生命”。这句话，是对昆明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陈列馆里那些遗体曾经的拥有者们最好的注解。他们遗体的一部分被保存下来，成为教具，服务投身医学事业的人们。
“他们”是无语的良师。虽已逝去，但参观过这里的人，都在向这些献出身体的前辈们致敬。
“你看！”手指伸出，目标是一副人体骨架的腰部。
“什么？”来访者弯下腰看。
手指缩了回去：“他的骨质增生比较严重。”
除此之外，这副高约1.8米的骨架与人们常说的骷髅没有分别。他背靠玄关，每个走进这房间的人，都会听到他的故事，听者无不肃然。
他身后那1000多平米的空间内，还有一具完整的女性标本，一对躺在一起的木乃伊，和约2000件人体器官。当你置身其中，左边是一只眼球，右上角又看到半张脸。你不会怀疑，如果能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人，这儿就有所需的一切“零件”。
这里是人体解剖学陈列馆。在昆明医科大学某栋暗红色的建筑里，你会找到它。所有的标本，都在共同揭示人体的奥秘。
三件“镇馆之宝”
女体标本、合葬干尸、“镜面人”标本。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如同艺术家在介绍《蒙娜丽莎》。
在昆明医科大学（以下简称昆医），人体解剖学陈列馆算是门面之一。同行间相互学习，进校门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参观陈列馆。2004年，陈列馆被云南省授予“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称号。也就是说，它是向公众开放的。
从未接触过人体解剖的普通参观者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拉开陈列馆的铁门，迎面便是玄关，玻璃罩里，一副骨架立在正中，他、以及空气中福尔马林的味道都提醒你：接下来的一切，你可能都未曾见过。
一般的房间，玄关会被设计得精巧、美观。但在这，玄关只是一堵全白的墙壁。上书“献身医学、敬畏生命”八个红字，分立两侧，俨然成了那骨架的背景。
后面，两列玻璃柜在长方形的空间里平行排开。柜高超过2米，分上下6层，每一层都摆着精心制作的人体标本。不开灯时，一眼望不到头。
曹曹熟悉这儿的一切。她是人体解剖实验室的教师之一。她带着来访者穿过五官、内脏、血管、神经，几乎没有停顿地介绍起来，那飞快的语速，让人联想到景区的导游。
“这算是我们的一个镇馆之宝。”曹曹停在一个女性标本面前，她泡在福尔马林里，盛在透明柜子中，呈站立状。她的手短而粗，年龄永远停留在25岁左右。
“看，她采用的是手部灌注。”曹曹指着标本右手解释，制作一个完整的人体标本，需要把福尔马林注入到动脉中，普通的方法是颈部灌注，但会对颈部造成破坏；且完整的女性标本很稀少。在曹曹看来，这些都是“她”成为“宝”的理由。
接着，是另一件“宝”——一对玻璃罩下面的干尸，于20世纪60年代出土。他们躺在玄关后面，女性裹小脚，左手放在腹部，男性的头发还依稀可辨。
这是一对合葬男女，200多年前，清王朝已现衰微之相，山雨欲来的时代，这对男女因为爱情或是其他，选择合葬于昆明东郊。曹曹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她解释，以昆明的气候条件，出现干尸非常难得，“这往往只在沙漠中才有”。
“应该叫木乃伊了。我们没有密封，没有做防腐处理，一切都是出土时候的样子。”曹曹的声音带着自豪，那神情，如同一个艺术家在介绍《蒙娜丽莎》。
不过，从医学的角度看，这儿的另一件“宝物”更值得介绍。他摆在玄关的一侧，是一个老人的上身标本，内脏完全反置——心脏、肝脏、脾脏、胆等器官的位置与常人全部相反。这是一个少见的“镜面人”，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大约只有百万分之一。
到了这儿，参观者已经又转回到玄关。“Great work！（伟大的工作）”在门口的签名簿上，一名来此参观的外国人留下这样的评语。
邹智荣后来听到有关“镇馆三宝”的介绍，连连摆手，笑称“夸张了”。这位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虽然谦虚，但有些参观过多个学校类似陈列馆的老师们私底下讨论，就标本数量和丰富度而言，有着50多年历史的昆医人体解剖学陈列馆“在国内乃至东南亚，都能排得上名次”。
作为“门面”，如果某个医学院要快速建成一个拿得出手的陈列馆，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包括人财物等。昆医人体解剖学陈列馆，绝大多数标本由教师相互配合，自己制作。特别是玄关处的这具骨架，在制作时曾全员参与。
军长千金与寒门小生
2005年3月，李秉权去世。但他的遗体却延续着他传奇般的一生。
这具骨架，是李秉权教授身体的一部分。旁边蓝底白字印着他的生平：男，汉族，1922年生，腾冲县人，神经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曾被昆明军区授予一等功臣称号……业内更愿意称他为云南省神经外科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2005年3月，李秉权因病逝世，但其传奇的一生并未结束。
据其女婿后来撰文回忆，李秉权幼时父母病亡，家里靠兄嫂织布为生。因家贫，他常常赤足去学校。17岁时，李秉权来到昆明，得到李根源（近代名士，曾任朱德老师）的帮助，备考大学，连考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均榜上有名，但最后他选择了云大医学院。
济世救人，是李秉权的少年之志。当时的云大医学院只有一副人体骨骼标本，无法满足五六十个同学的教学需要。李秉权便和同学在圆通山旁的乱葬岗寻找、刨掘散乱尸骨。当时正值日军轰炸昆明，在空袭警报下，他们在户外支盆、生火，把捡来的尸骨烹煮、消毒后晾干，制成骨骼标本，对照笔记学习。那时起，骨骼标本对医学教育的重要便深植于李秉权的心中。
现在，李秉权遗愿达成了。他的爱人胡素秋也将追随着他，胡素秋曾与李秉权一道填了捐献遗体申请表。过往的日子里，他们有着可歌的爱情。
胡素秋的父亲胡瑛，是滇黔军元老，曾任民国时期的云南省代主席、国民党38军军长。在那个看重门当户对的年代，一个军长千金与寒门小生相爱，是现在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
胡素秋曾撰文自述称，相中李秉权，是因爱慕他“贫贱不移，自强不息，勤学刻苦，努力钻研，而且对我一往情深”。据称，他们结婚时，卢汉送来一床大红丝缎绣花“囍”帐，那之前，胡素秋曾拒绝媒人的说媒——那是为卢汉的儿子提亲。
多年以后，逝者已矣。2006年6月，当白永加入到昆医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时候，他听说，李秉权已身在地下1.5米的泥土里。再过一年，尘归尘、土归土，在土壤里微生物的帮助下，李秉权的遗体将化为一具骨骼标本，供一届又一届学生学习使用。
“我当时觉得，真伟大。”白永说，表情凝重。他现在是人体解剖学实验室主任，为学生准备课堂上的教学标本、制作陈列室里的标本，都是实验室的职责。
到2007年，李秉权的骨架标本终于完成。人们可以看到他的骨质增生，这可能让他生前感到疼痛；人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部分骨骼已经开始融合；
除了这些在老人身上常见的变化，人们或许还能看到更多。
在骨架标本完成后的第五年，李秉权的女婿、女儿来到陈列馆。看着父亲的骨架，女儿落泪；女婿则感叹：“那个玻璃罩下的绿色台座，是李秉权的新讲台，他将永远伫立在那里，向学生默述人体骨骼的奥秘。”
不负李秉权后人所期，陈列馆的登记簿上，详实地记录了来学习的学生的心得，学生以护理、临床2个专业为主；2013年年底，登记簿上开始出现云南艺术学院等其他学校的学生。进门前，他们除了会看到李秉权教授的骨骼，还能在墙上读到以下文字：
“每一位医学生，应终生铭记《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所说：‘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凡我所见所谓，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对待解剖标本，我们的‘无语良师’，我们应保守其应有的秘密。”
这段文字，由一名解剖学老师所撰。同为师者，他们有自己的故事。
噩梦：尸体打哈欠
在解剖学实验室工作，需要勇气，而且是不小的勇气。
因为在解剖实验室工作，曹曹说自己更加珍爱生命了。作为女人，很少会对自己身体满意——要么长相、要么身材。但在看过很多畸形标本后，曹曹真正理解了那个简单的道理：能健康地活在世上，已属难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在解剖实验室里工作的这些人。在电影里，他们往往是冷血的化身，与死尸为伴，甚至是一手拿刀，一手拿汉堡包。
现实中，实验室里当然不能吃东西，也没人天生亲近这些标本。在这里工作，要向恐惧和心底的排斥感宣战。
曹曹回忆起自己的故事。一次，她为一具尸体做二次解剖。操作过程中压到了尸体的气管，血顿时从尸体的鼻孔和嘴里流出来。
“我知道这是正常反应，但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他（尸体）打了个哈欠。”她解释，打哈欠是一种反射，人死后不可能有这种反射。在制作标本时，如果碰到标本的某块肌肉，标本可能会抬手、甚至上身立起来，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但尸体打哈欠这个噩梦，让曹曹连续多天感到“很不舒服”。
老师们制作标本时的习惯不同。一些老教师可能出于敬畏的心理，在翻动标本时会对尸体说：“来，咱们翻个身。”
也有的老师胆子小，他们会用布将标本的脸盖住——在制作过程中，在外力的牵扯下，标本的面部肌肉可能会有反应。
白永讲了一个解剖学实验室里流传甚广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实验室当时的主任余昌接到公安的求助：发现了一个死去的流浪汉，希望实验室能帮忙将其运至殡仪馆。
余昌赶到现场后，在流浪汉面前蹲下，习惯性地拍了拍“尸体”的脸颊，正准备将其装进袋子时，“尸体”突然抬手，抓住了余昌的领子……
白永抓住自己的领子演示当时的情况，他声音低沉，不疾不徐：“老主任（余昌）被吓到了，满脸大汗。实际上，那流浪汉只是饿得休克。俩人缓过神后，老主任还掏了10块钱请人家吃米线。”
稍作回忆，另一个故事又来到白永嘴边。那是在昆医搬新校区时，实验室也要搬家，他们将标本装上一辆大面包车。但到了目的地后，一个突发状况吓到了司机。
“他（司机）掏出钥匙开了锁，还没等他拉开门，门自己就开了，一只手伸出来了。”白永笑着解释：“可能装得太满了，那只手原来就顶在门上。”当时，那司机吓得“噔噔噔”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瞪得溜圆。
看他讲得轻松，但白永自称“看不透生死”。就在接受采访几天前，他出了一次车祸，一辆从他后面漂移过来的卡车撞上了他的车尾。躲过一劫的他心有余悸，感叹：“哎呀，差点活不成了！”
不过，与这些“虚惊”相比，日常工作中，对解剖室教师更直接的影响是福尔马林。这种甲醛含量为37%的水溶液能固化蛋白质，起到防腐的效果，但同样会给人的呼吸道和皮肤造成影响。它挥发快，人吸入这种刺鼻的气体，喉咙会发痒、口渴；经常与皮肤接触，会造成脱皮。
在解剖学实验室工作，需要勇气，而且是不小的勇气。
解剖：少有人走的路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昆医的解剖学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发展仍受束缚。理论上讲，白永的实验室需要10名左右教师，但现在只有5名——毕业生中，少有人愿意做解剖工作。
“每天和尸体打交道，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人见到尸体跑都来不及，谁还愿意往里凑。”白永无奈，但他理解。因为他自己也是经历了3年多才克服恐惧，“这还算快的”。
与大多数高校的院系相比，解剖实验室的招聘条件较宽。招聘分笔试和面试，面试中包含实际操作环节。
“实际操作就是每人发一只手、给一把刀，做标本。”白永轻描淡写地说。但在最近的一次招聘中，一名女生在笔试通过后，听说要做这个实际操作，就直接放弃了面试。教师们私下讨论，“好像女生走之前还说：‘打死我也不来’。”
其实，自2006年以来，解剖学实验室的团队从未满员过。这导致专门制作标本的人员紧缺，标本制作非常费时，过程与外科手术无异。白永曾做过一个标本，把每一块脊椎骨掐碎，取出神经，这花了他近百个小时。
另一个问题是，与白永求学时相比，昆医的标本虽丰富，但现在要满足基本教学仍旧捉襟见肘。他回忆自己读书时的解剖课：“标本极少，偶尔抬来一条腿，黑黑的，很难看清。当时一只脚啊、手什么的都极为珍贵，只要看到，怎么也要把它研究明白。”
这其中，很浅显的道理是：医学生在学校里实际操作越多，成为医生后，患者所受痛苦就越少。白永说，若没有这种实践，让学生做个手术，可能都不知道从哪下刀。
昆医的标本目前的主要来源是通过遗体捐献。捐献人填写“遗体捐献登记表”后，需家属签字认可。百年之后，死者的名字将被刻入晋龙如意园的“云南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以供追思。其遗体或成为教学标本，或成为陈列室的永久性标本。
目前昆医的遗体捐献率只有10%——填写“遗体捐献登记表”的10人中，只有1人会成功捐献。邹智荣解释，目前遗体捐献存在困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人们观念所致，中国人往往有逝者入土为安的观念，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不孝。
另外，云南尚无针对遗体捐献的相关条例。法律缺失，无法宣传，要扩大社会对遗体捐献的认知，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向红十字会等单位求助或口耳相传。
“标本数量的不足，是制约我们教学发展的重要瓶颈。”邹智荣说，目前解剖学实验课的教学计划，也只能根据标本数量而定。他希望，云南能尽快出台遗体捐献的相关法律。
困难诸多，但解剖学注定也承载良多、传递良多。
昆医学生的第一节解剖课，老师会带着学生宣誓，誓词里有一段是这样的：无数具有非凡勇气的先辈们，怀着“生为人民服务，死为医学捐躯”的崇高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在生前许下诺言，愿在百年之后奉献其躯体，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生的培养作出贡献。
正是有了这些前辈们的献身，才有了今天我们赖以学习的标本；每一位即将学习解剖的学生、每一位已经从这些“无语良师”中得到过帮助的医学生和医生，都应向这些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誓言声声。想必，李秉权教授，以及陈列馆里的一切，都能听到这誓词。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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