狎昵而又亲密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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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告诫我们，不要给人取绰号，因为那是对别人的侮辱和不尊重。乡下人并不这么想。“尊重－侮辱”在农民那里没有截然的界限。农民没有纯否定性思维，也没有纯肯定性思维，他们不是二元论者，而是多元论和万物有灵论者。比如“冤家”一词，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极端的爱与极端的恨交织在一起，因此显得狎昵、暧昧。比如“狗儿”一词，视它为纯否定时，就是骂人，但它却有亲昵的意味。称“狗儿”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狎昵和亲密。
　　农民当然也有纯否定的时候，那就是缄默不语，躲着你、疏远你。如果他们突然不叫你的绰号，而是喊你的大名，可能要出事——“张富贵，你听着！”这是要跟你翻脸的先兆。莫言的小说《欢乐》中就有一位叫狗儿的人，只有一次听到有人叫他的大名：“你是张国梁吗？请跟我们走一趟”，警察来了。
　　几乎所有的乡下孩子都有绰号，植物动物、飞禽走兽、农具家具、泥土石头，无所不包，叫狗、牛、木头、尿勺、水瓢的大有人在。以自然事物命名代表“贱”，不惹人现眼，容易存活(实际上就是期待孩子的生命力顽强如野草)，同时也希望他们与周围“卑贱”的世界亲密地融为一体。
　　除了根据自然物品命名之外，还会直接根据各人的肉体特征命名。一种是对残缺肉体的命名——瘸子、驼背、独眼、麻子等；另一种是对过剩肉体的命名——寿星(脑门特大者)、猪耳朵(耳朵特大者)、六指。这些过剩或残缺的肉体，是乡村儿童的身体对现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残酷回应。但村里人并不将它当做秘密，而是公开喊出来。这里面大概既包含了调侃(亲昵)的成分，也包含着“解咒”的意思。将秘密公开，直接说出来，就是一种“解咒”的方法。经过“解咒”的残缺和过剩的肉体，就不至于成为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负担。
　　孩子的绰号一直会跟随他的一生。成人之后，村里的好友之间仍然以绰号相称。如果日后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比如当生产队长了)，就不会有人再喊他的绰号了，必须称大名。村里人不会因此屈服，宁愿不叫他。
　　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小说和中世纪民间文化时说：“名字使人圣洁，绰号对人亵渎，只能背地里叫。名字用作称呼人，召人过来；绰号却用来撵人走。”我认为在中国农村里恰恰相反，名字的确使人圣洁，所以，中国农民很少以名字相称(他们害怕圣洁)。但绰号并不一定是亵渎，而是对你的接受和亲近，并当众公开称呼。相反，称呼名字就是疏远你、驱逐你，甚至是决裂或惩罚的信号。

光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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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着别人给我去了一个绰 [s:250]